这不是他第一次“死亡”：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至少被媒体错误报道过三次。然而，这一次是真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塔皮的名字更多的是与足球联系在一起的。资深球迷至今仍津津乐道1993年马赛战胜AC米兰夺得欧洲杯的那场经典比赛。时任马赛俱乐部主席的塔皮，正是创造这一辉煌时刻的功臣。不过，足球固然是他最闪亮的名片，但却远不是他的全部。数十年游走商界、体育界、政界、传媒界、娱乐圈，塔皮的形象极为丰富而复杂。他去世后，法国媒体常常用“千面人”“千条命的人”来对他下定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定论就下定论。
这位曾经闹得天翻地覆的名人的离世，或许会让法国政界、司法界的不少人暗暗松一口气，曾经热度不减的“里昂信贷案”也将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对法国来说，塔皮的离世意味着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话题度极高的标志性人物，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以“亲清”政商关系为参照系，塔皮则恰恰相反。他既不“亲清”——他以商界起家，在体育界登上巅峰法甲派系，不仅满嘴花招、阴招连连，还深陷诸多丑闻和案件；他也不“亲商”——他在政坛树敌无数，还因4亿欧元与法国政府对簿公堂，惹得不小麻烦，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在国际上拥有很大影响力，但在国内却身败名裂。
那么，真正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不良记录”的人，能够多年依然活跃在政界、商界和媒体舞台上而不被噤声或封杀，并被一些人视为英雄——不仅马赛市民蜂拥到殡仪馆表达敬意，就连马克龙总统也向他致敬，称塔皮的“雄心、活力和热情，是一代又一代法国人的灵感源泉”？
2021年10月8日，在法国东南部马赛港口，人们哀悼法国商业大亨、马赛足球俱乐部前老板伯纳德·塔皮。
出身卑微的商业大亨
塔皮埃1943年出生于巴黎，生长于巴黎北郊93省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法国贫困与移民“郊区病”的典型代表）。祖父是铁路工人，父亲是铣削工人。他本人从未上过名校，只获得了电工文凭。年少的塔皮埃热爱音乐和运动，尝试在娱乐圈发展。23岁时，他以艺名“Tapy”（发音听起来更像美国人）一口气发行了三张专辑，但并未红遍大江南北。他甚至开过三级方程式赛车（F3），但在一次严重事故后放弃了这条路。
幻想破灭后，塔皮回到现实，做起了小生意。他在巴黎东郊开了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生意起初很成功，但随后便走下坡路。塔皮善于想出商业计划，善于用低价抢占市场，但对琐碎的日常管理工作兴趣不大。1974年，他转战医疗器械领域，创办了一家名为“心脏助手”（Cœur）的公司，向心脏病患者出售一种便携式盒子。一旦疾病发作，他们只需按下盒子上的按钮，就能召唤公司的救护车。这是一个颇具前瞻性的经营理念，但在当时，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行业经验都远未成熟，医生工会抱怨无法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因此这项业务也被放弃了。
进入80年代后，塔皮开始了事业的上升期。他善于寻找陷入困境、破产的公司，用极低的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一法郎的价格收购，然后重组。等到生意稍有起色时，他又以数百万法郎的高价出售。凭借这种“点石成金”的本领，他相继接手了磅秤制造商、自行车制造商Look、有机食品超市La Vie、磅秤制造商、电池制造商、网球装备制造商等公司。因为这些成就，他一度被戏称为“商界的佐罗”。当然，这些公司中确实有一些在他的手下起死回生，至今仍是法国工业界的知名品牌；但有些只是苟延残喘，他只是看准了获利的良机。
在体育领域，塔皮也拥有和在商业领域一样敏锐的嗅觉——或者说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他善于发现那些陷入低谷但仍有潜力的运动员和团队。1983年，在四届环法冠军伊诺与雷诺车队关系破裂时，他看到了机会，于是围绕伊诺组建了一支新的自行车队，并以自己的有机食品超市La Vie命名。1985年和1986年，这支车队连续两届夺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
后来，塔皮的兴趣从自行车转向了足球。他以象征性的法郎买下了破产的马赛奥林匹克俱乐部，招募了一代后来蜚声国际的法国足球精英——帕潘、坎通纳、德尚、德塞利、巴特等人都曾为马赛效力。塔皮倾尽全力打造这支球队，是俱乐部无处不在的“老大”，这个美国头衔成为他日后的人生标签。1989年至1992年，马赛称霸法甲，两度闯入欧冠决赛，并于1993年击败意大利AC米兰首次夺得欧洲杯冠军，成为马赛历史巅峰，也是法国俱乐部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夺得杯赛冠军。
此前的1988年6月，已成为马赛队老板的塔皮又以另一项壮举轰动一时：他率领20人的团队，驾驶当时世界最大的帆船“Phocéa”号，从美国纽约出发，历经惊涛骇浪，抵达法国西北部的圣马洛。全程耗时8天3小时29分钟，打破了此前横渡大西洋的帆船纪录。
在胜利的光环下，塔皮决定将自己的体育和商业帝国再进一步。他的目标是当时陷入困境的德国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当然，这一次不再是象征性的法郎，而是2.45亿欧元。成功收购后，塔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亚洲，并在两年后让公司扭亏为盈。
收购阿迪达斯成为塔皮商业生涯的巅峰，也是他所认为的“终身事业”，但也为未来的诉讼埋下了伏笔。
极右翼反对派，左翼总统的棋子
20世纪80年代，塔皮在商界蒸蒸日上，引起了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注意。后者希望笼络商界精英，帮助自己竞选连任，而这位“商界佐罗”的良好形象恰好满足了他的需求。在密特朗的支持下，塔皮于1988年成功竞选马赛议员，进入国民议会。一个顶着商界和体育界成功光环进入政界的明星人物，自然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兴趣。当时甚至有媒体猜测“这是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未来可能会角逐总统宝座。
而让塔皮进一步登上政坛风口的作品，是他1989年与极右翼国民阵线领袖让-马里·勒庞的电视辩论。当时，TF1电视台邀请了各主流政党的人物参加电视辩论节目，但后者得知勒庞也要参加时，纷纷表示无法加入，不愿与他同台。只有塔皮愿意露面与勒庞展开舌战，这让他有了“勇于对抗极右翼”的光环。
1992年大区选举，塔皮竞选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议员，他甚至到国民阵线的竞选集会上“闯祸”，严厉批评极右派阵营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他在发言时假装赞同极右派的主张，主张将移民运到遥远的地方，然后再驱逐出境。当观众为此欢呼时，他转移话题斥责道：“我没有看错你们，我刚才在谈论一场大屠杀，你们却鼓掌喝彩。明天你刮胡子或化妆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应该呕吐……”
长期以来，出身左翼家庭、出身城郊青年的塔皮始终呈现出极右翼坚定反对者的形象（尽管在一些观察家眼中，这种坚定的性质值得怀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塔皮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向右转，成为萨科齐的支持者），这也是左翼总统密特朗看中他的原因之一。不过，密特朗并没有真正把塔皮当成同路人，而是把他当成了时代需要的棋子。这种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塔皮后半生的困境。
密特朗（摄影：Gorup de
1992年，塔皮被密特朗招入内阁，出任城市事务部长。然而，这位政治菜鸟的生涯并不顺利：据媒体报道，塔皮在参加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以谋划大政的口吻发言，成功在政府内部树敌。上任53天后，他被前商业伙伴指控贪污，被迫辞去部长职务，并费尽心机自证清白。当相关指控尘埃落定后，他又恢复了部长职务，但气势已不复当年。1993年，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密特朗改组内阁，塔皮未能留任，他的第二届内阁仅维持了三个月。
相比短暂的部长生涯，塔皮更深刻的失败或许是，在密特朗的操控下，他卷入了社会党内部的路线和派系斗争。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塔皮原本想加入社会党右派领袖、前总理罗卡尔的团队，但后者因认为当时已经爆出的假球案可能拖累选举而置之不理。不甘心放弃的塔皮向密特朗求助。后者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只是说“真相只会从投票箱中出来”，暗示他对此持乐观态度。塔皮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便与罗卡尔竞争法甲派系，组队参加选举。结果，他意外地获得了12.03%的选票，仅比罗卡尔领导的社会党少了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社会党原本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被大大转移了。 事后，罗卡尔愤怒地指责自己是被“从爱丽舍宫发射的名为塔皮的导弹”击落的，这意味着密特朗在他背后耍花招，以削弱他的政治权力。
密特朗虽然有提拔塔皮埃的功劳，但并未视其为嫡系后人，而仅将其作为拉拢商界和郊区青年、遏制党内罗卡尔派的工具。然而问题在于，罗卡尔派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密特朗的打压，但有前总理若斯潘（若斯潘）作为盟友，而该派的继任者逐渐成为左翼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即便是后来的总统奥朗德和马克龙，虽然不能明确归类为罗卡尔派，但也深受其影响，导致塔皮埃在逆境中萌生了东山再起的野心。 事实上，从时间角度看，塔皮从“里昂信用案”仲裁结果中获得巨额收益正值右翼萨科齐政府时期（批评者认为，这和他“右转”支持萨科齐有很大关系），而奥朗德随后上任后面临推翻该案的局面，恐怕也不完全是巧合。
里昂信贷案：扰乱政局三十年
密特朗招募塔皮加入内阁时提出的条件是，塔皮必须完全脱离商业。于是，为了出售阿迪达斯股份，塔皮将相关业务委托给了里昂信贷集团的子公司SDBO（该集团也被用于收购阿迪达斯）。1993年2月，SDBO以塔皮设定的最低价格（20.85亿法郎）出售了阿迪达斯股份。
同年，里昂信贷银行因此前在房地产领域的大举扩张造成巨额损失而陷入破产。次年，里昂信贷银行宣布不再偿还塔皮的剩余债务，引发后者的反击。塔皮指控里昂信贷银行以更高的价格（35亿法郎）向投资机构出售阿迪达斯股份并从中赚取高额溢价，违反了忠诚义务，但却对他隐瞒不报，诉诸法庭要求里昂信贷银行（以及CDR）赔偿损失。但由于处于破产程序中的里昂信贷银行被法国政府的坏账处理机构CDR接管，塔皮与里昂信贷银行的法律纠纷变成了他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纠纷。
1996年，巴黎商事法院判决CDR向塔皮赔偿6亿法郎。塔皮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法院希望双方能通过调解解决案件，但最终并未如愿。经过近十年的诉讼，2005年，巴黎上诉法院判决CDR向塔皮赔偿1.35亿欧元，政府则上诉至最高法院。
拉加德（摄影：Marie-Lan）
2007年，在时任萨科齐政府经济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敦促下，塔皮埃与CDR同意通过仲裁解决此案。一派认为，拉加德担心此案拖延下去可能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因为此前已有多项相关判决对塔皮埃有利；而《世界报》则称，拉加德“别无选择”，因为该决定是由爱丽舍宫做出的，萨科齐的心腹、时任总统秘书长盖昂是关键人物。次年，由三位资深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仲裁庭裁定，里昂信贷未履行对塔皮埃的忠诚义务，CDR应向塔皮埃赔偿4.03亿欧元（包括2.43亿欧元有形损失、1.15亿欧元利息和4500万欧元精神损害赔偿）。
天价仲裁结果公布后，法国舆论一片哗然。拉加德在该案中的决策受到质疑，尤其是她放弃代表政府上诉的权利，让她成为众矢之的。2011年，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共和国法院（CJR）提起诉讼，称拉加德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滥用职权”。2016年，共和国法院最终裁定拉加德应因“玩忽职守”承担责任，但鉴于她当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国际声誉，她被免于刑事处罚。虽然拉加德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处罚，但她仍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少数被共和国法院认定负有责任的部级官员之一，政治声誉遭受严重打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任期届满后，选择转任欧洲央行行长，而不是重返国内政坛。
至于这4亿欧元的去向，2012年左翼奥朗德政府上台后，曾试图重温旧账，并提出追偿要求。2015年，巴黎上诉法院认定2008年的仲裁结果存在欺诈，判决撤销仲裁决定。塔皮必须偿还政府支付给他的4.03亿欧元（2020年，法院将偿还金额提高到4.38亿欧元）。塔皮本人一直坚称，自己只从政府那里得到了2.45亿欧元的赔偿。拿到钱后，塔皮迅速将其花在了各个领域，因为当“里昂信贷案”被推翻后，法国政府发现这笔巨款所剩无几，难以执行。
2017年，里昂信贷案再次风波不断，并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司法打击。预审法官将塔皮及其律师、前经济部办公室主任斯特凡、前仲裁庭成员、CDR前负责人让-弗朗索瓦以及与CDR共同负责里昂信贷坏账业务的机构EFPR前负责人告上法庭，指控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欺诈活动”。然而，2019年7月，一审判决判定所有被告无罪，巴黎检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结果尚未出炉，塔皮便去世了。从法律上讲，他的去世不会导致整个案件的撤诉，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让案件变得毫无意义。
不择手段取胜的“黑历史”
“里昂信贷案”是塔皮一生打官司的最后一出戏，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他已饱受争议，甚至被一些评论家斥为“骗子”和“恶棍”。这段经历很大程度上与他卑微的出身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作风分不开。《世界报》一篇回顾他一生的文章嘲讽道，塔皮晚年本可以开办律师事务所，因为他熟知刑法及其漏洞。
1981年，38岁的塔皮开启了漫长法律战的第一幕。当时，他的“心脏助手”公司只有两辆救护车，却在广告中宣称有五辆。尽管他极力与此事划清界限，声称自己“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股东，也不是员工”，甚至还把妻子放在聚光灯下，但他还是因虚假广告被判缓刑。
此前，他曾到科特迪瓦会见流亡在当地的中非共和国独裁者让-贝德尔·博卡萨，以可能被法国税务部门没收为诱饵，试图掩盖真相，以仅为正常市场价格十分之一的低价从博卡萨手中购买了法国的数处豪华房产。然而，交易完成后，博卡萨幡然醒悟，在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并通过法国法院寻求追偿。这一“空手而归”的伎俩失败了，塔皮也被判处10万法郎的赔偿金。
进入体育界后，无论是自行车运动还是足球，塔皮都视金钱为最无敌的武器。他不遗余力地招募优秀球员为自己效力，不惜花费重金拉拢裁判和来访球员，甚至以“理发师”的名义雇佣妓女供来访球员享乐。多年后，他与前助理教练马克·弗拉塔尼闹翻，后者透露塔皮为了获胜不择手段，甚至派人用注射器往对方球员的饮料瓶里注射麻醉剂。这些违法行为都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关注。1991年法甲派系，塔皮因“严重违反体育精神”被禁止从事足球工作一年。
这次警告并没有阻止塔皮。1995年，塔皮被指控在1993年欧洲杯决赛前的一场法甲比赛中试图贿赂瓦朗谢讷的三名主力球员，要求他们“放手”，以便马赛的主力球员可以保存体力，替补球员仍能获胜。这起假球案最终导致塔皮被判处两年监禁（其中八个月是实际刑期），并被禁止在三年内担任公职。
此案惊天动地，因为在此之前，法国从未对假球判过如此重的刑罚，而塔皮是第一位因假球而真正入狱的被告（实际服刑约六个月），并被撤销议员职务；马赛队被取消法甲联赛资格，降入乙级联赛，禁止参加所有欧洲赛事。这对马赛队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球队随即陷入财务破产，除了一些忠实的铁杆球迷，大部分球星都离开了。
但马赛还是在乙级联赛中一枝独秀，夺得了1994-1995赛季的冠军。然而负责法国俱乐部财务收支平衡的监管部门依然对马赛俱乐部虎视眈眈，有职业体育因素，也有非职业人员敌意因素。最终塔皮意识到，只有辞去俱乐部主席一职，马赛俱乐部才能顺利通过考验。于是，这位创造了马赛奇迹的功勋舵手黯然辞去了主席一职。
到 1990 年代末，塔皮仍然身陷多起诉讼，他早年的违规行为接连被曝光。1996 年，加来海峡省的一家法院裁定塔皮在经营一家秤制造公司时滥用公司资产；1997 年，他被巴黎一家法院判处税务欺诈罪。
仅次于阿兰·德龙的法国人
塔皮年轻时风度翩翩，虽然最初尝试当歌手失败了，但在商界取得一定成功后，他很快成为媒体名人，不仅参加政治、文化节目，还频繁出现在娱乐节目中，甚至被法国女性视为魅力仅次于影星阿兰·德龙的法国男人，被媒体评为“1984年度人物”。
1986年，塔皮推出了一档关于创业的电视节目，名为《野心》（）。这档节目是为塔皮量身定制的，他担任创业导师，从25岁以下的年轻创业者中挑选项目，并提出建议让评审团投票。节目基调与特朗普后来的真人秀《学徒》相似，但比后者领先近20年。该节目在公共电视台TF1播出了五期，但仅仅播出一年就被视听监管部门叫停，监管部门认为节目性质“不伦不类”，公共电视台已成为塔皮树立个人品牌形象的舞台。
同样从1986年开始，塔皮在马赛、贝济耶等地开办了多所商学院，专门招收失业或辍学青年进行培训，甚至有一所学校专门招收女生，这显著提升了他的个人声誉。虽然这些学校在1994年因经营状况恶化而破产，但很多学生仍然从中受益，其中一些人视塔皮为终身的精神导师。
通过《野心》节目、商学院等媒体塑造方式，比如他的歌曲《让生活成功》（Réussir sa vie）和自传《赢》的出版，塔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改变了法国观众的看法：企业家不一定像暴君，“成功”并不可鄙。很多日后名声大噪的企业家也的确因为他的启发而产生了野心——“既然你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比如后来在法国电信市场掀起价格战、改变行业生态的Free集团创始人尼埃勒，就是塔皮一生的忠实支持者。
1990年代末，在一场假球案导致入狱后，塔皮的体育和政治生涯陷入困境，于是他再次利用自己的名气在娱乐和媒体圈发展事业。他出演电影、戏剧和电视剧（就连评论家也承认塔皮有喜剧天赋），发行单曲，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2012年，他还斥资收购了埃赫桑媒体集团（GHM）50%的股份，成为当地报纸《La 》的老板。当时有传言称，塔皮想借此举动为重返政坛铺平道路，尤其觊觎马赛市长的职位，但他澄清说，自己无意重返政坛。
令人悲伤的是，塔皮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时，已经是颜面尽失。今年4月初，他和妻子在位于巴黎东南部孔布拉维尔的度假屋遭遇抢劫，被4名歹徒打得遍体鳞伤。塔皮向媒体诉苦时，虽然怒不可遏，却无法掩饰自己因胃癌和食道癌导致的消瘦、虚弱和衰老。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命运对这位78岁的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生死在巴黎，但永远在马赛
在法国近代史上，巴黎与马赛两座城市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紧张关系。远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所在的东南省份是共和立场最为激进的地区；众所周知的《莱茵军战歌》经马赛义勇军传承下来，成为《马赛曲》，并最终成为国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的马赛义勇军，其实是当地反抗中央政府的产物，以支援革命的名义向首都派出武装部队，并带动各地纷纷效仿，改变了巴黎武装力量对比的局面和革命的走向。近期，法甲联赛中的“国家德比”就是巴黎圣日耳曼与马赛的对决，两队相遇，是场内场外最火爆的时刻。 新冠疫情期间，马赛是最强烈反对中央政府防疫安排的城市之一，市政官员公然违抗命令，更何况该市还诞生了因倡导使用羟氯喹治疗新冠而名声大噪的“神医”拉乌尔（），与主流医学界和中央政府政策唱反调。
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同时征服巴黎和马赛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罕见的。然而，塔皮做到了。
2021年10月7日，在马赛的主场维罗德罗姆球场举行了纪念仪式。
这位“老大”生于巴黎，死于巴黎，在巴黎举行了最后的弥撒，但他的葬礼在马赛举行，他将永远安息在那里——这座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和无尽耻辱的城市。当塔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马赛市长伯努瓦·帕扬立即发推文：“贝尔纳·塔皮，永远的马赛人。”
当然，说塔皮“征服”了巴黎未免有些夸张：他短暂而失败的内阁经历和并不太辉煌的议员生涯表明，他并没有征服首都封闭的政治精英圈子。他没有上过什么像样的名校，也不是国家行政学院所谓的“埃纳学派”（É）的成员；但他在巴黎北郊93省长大的背景、“商界佐罗”的光环、体育界的“老大”作风、直言不讳的英雄作风，却征服了巴黎乃至法国“郊区青年”的心。
坚韧性格背后的制度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 80 年代迅速崛起的塔皮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乐观、雄心勃勃、渴望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塔皮体现了法国主流文化常常拒绝的“美国梦”。他曾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想到死亡，我并不觉得难受。对我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奉献。而当你打破了大西洋帆船赛的纪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欧洲杯，当过牧师、歌手时，你不能对自己说你没有被生活宠坏。”
很难不将这种“被人生的宠爱”与“法国版本”联系起来：他们俩在商业世界中都很强大，两者都是媒体的恐惧，两者都是直言不讳的，是无数的敌人，但受到了顽固的粉丝的喜爱，两者都在统一的境界中，曾经是一个年龄的人。从左至右，他仍然被铭记为“极端右派的对手”。
在1990年代初期，在法国最富有的人中，他的财富估计为15000万欧元，这是他在法国最富有的人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面临数十年来一直在诉讼中的案件，他仍然保持着“跳出轮椅并殴打对手”的动力。
这种“野生增长”的气质在法国商业世界中并不常见……然而，有趣的一点是，塔皮能够保持终身战斗态度不仅是由于他的顽强的个性，而且与整体系统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不接受公民社会的才能，即使在有利于居民的情况下，如果有民主的态度，即使是既定的，即使是统一的态度） Pping Stone），如果对司法系统没有基本的信任（即使背后仍然有各种游戏），tapie很难继续以“凤凰城”的身份作为“凤凰城”，而这一“大亨传记”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出现。
